文/阳平坚

　　联合国德班气候大会已经结束整整两个月了。作为中国青年环境友好使者代表，笔者亲临了大会现场，见证了诸多谈判场景。尽管此次会议闭幕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媒体纷纷用“奇迹”、“出乎意料的成功”以及“绝处逢生”等溢美、惊喜之辞形容德班大会的成果。然而，德班成果是否真的能给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岌岌可危的岛国居民带去惊喜和救赎？笔者将以亲历者的身份与读者分享本人的观察和思考。

　　会议闭幕前，各界普遍对大会预期不高。在与一些参会代表私下交流时，他们甚至会半开玩笑似地说，本次大会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大概是经历了2009和2010年两次气候大会的满怀希望参会却失望而归的失落，在没有任何期待的前提下，此次会议能取得结果就该属于惊喜了。但是，深入分析会议达成的几个决议，事实却并不如看起来那样美。

　　首先，本次会议和之前的哥本哈根峰会及坎昆会议一样，并没有真正落实“巴厘路线图”，即达成实质性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条约，以彻底取代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尽管德班会议仍赋予《京都议定书》以所谓第二承诺期的生命力，但会议并未制定该承诺期明确的减排目标，也没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责任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对于关键问题和分歧，只是以语意含糊的外交辞令一笔带过。其次，对于第二项备受关注的谈判焦点，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启动绿色气候基金，更是给人空头支票之感。由于与会代表最大的关注点和大量的谈判精力付诸于是否启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因此启动绿色投资基金的谈判“几乎是形式上的”，关于各个国家出资额度、资金到位期限、基金的运行机制等关键细节均未涉及实质。

工业化国家普遍表现消极

　　更让人不安的是，工业化国家在此次大会上普遍表现出逃避、消极态度。首先，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多国唯马首是瞻的老大，也是工业化和发达程度最高的国家，2001年时布什政府就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一直长期游离于国际公认的减排框架之外。此次德班大会上，美国更是不惜一切手段把火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身上引，声称只有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强制性减排，美国才会考虑强制性的减排计划。中国青年环境友好使者代表团团长贾峰先生对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逻辑进行了生动的比喻和贴切的描述。他说，“这就好比一户富人和一户穷人，富人家里有十盏灯，穷人家里只有一盏灯，两家商谈关灯减排，富人要求只有两家共同行动，也就是穷人必须关一盏灯，他才会考虑也关掉一盏灯。问题是，穷人关了一盏灯就进入原始社会，富人关一盏还剩九盏，丝毫不影响其霓虹闪烁。”美国作为人均碳排放高出发展中国家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国家，其消极减排态度可见一斑。其次，一直被誉为环保领域“好孩子”的加拿大，在德班会议结束不久就立刻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更是给前途未卜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工业化大国，也一个比一个态度消极，甚至明确反对履行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基于此，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除了欧盟还在勉强支撑外，其他主要大国都跃跃欲试想要判处议定书死刑。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地位，展现了积极负责的减排先锋形象。正是在欧盟集团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才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巴厘路线图”。然而此后一年，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让事情悄然起了变化。在2008年的波兹南气候大会期间，一向口无遮拦的意大利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更是公开发难：“在金融危机之时，我认为讨论减排是件荒唐的事，这就好像得了肺炎，却想找个理发师看病。”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尽管调门颇高，但是最后各国代表也还是近乎无功而返。欧盟集团的领导成员德国在带动和支持减排上也明显表现出政治意愿不足。

　　然而，尽管有的国家态度消极，不想推进，但恐怕也没有哪国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因此，德班大会上，最初欧盟集团的表现是态度暧昧，游离不定，时而施压中国加77国集团，时而又似乎想与美加日俄等穿一条裤子。但是，最终欧盟还是迫于各种压力与美日俄集团划开界线，支持通过了大会的四项决议。也许，以美国为首的消极集团，因不想被戴上破坏“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帽子，勉为其难按捺住搅局的冲动。用某位参会代表的话说即是，“同意通过决议，是美国等国家给德班会议的一块遮羞布，尽管这块遮羞布并不能掩盖他们赤裸裸的逃避责任的心理。”

岛国联盟的生存危机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岛国联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气候变化对他们生存的影响最为严峻。然而，世界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强国手里。在美国等国家看来，岛国的生存优先度当然要远低于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即继续保持自己高碳生活方式的权利。而印度、中国等国家还有十几亿人要吃饱穿暖，要过上体面的生活，追求这些最基本的温饱生活所需的生存排放，其优先度也要低于美国人仅为几百米的路程也要开着大排量SUV的习惯。

　　在德班现场，当我看到岛国代表面对媒体时的焦虑眼神和热切呼吁，再联系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数万美元，发展程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的冷漠和高高在上，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难受。这些最需要被关注被倾听被帮助的岛国居民，面对冷漠无视的发达国家的不在乎，是否也是“难以忽视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

路在何方？

　　造成气候危机的根源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被无限放大。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气候安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地悲剧”。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对全球1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实施约束力的世界政府，相反各国还一味强调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国际社会面对像气候变化这种需要个体支付高额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集体成果共享的全球问题时，往往面临“搭便车”的困境。各国都希望别的国家加大碳减排力度而自己能够豁免减排，从而快速发展经济并增加本国竞争力，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各国决策系统中几乎不存在。为了保护地球这片唯一的“草地”，拥有数以万计数量羊群的牧主和只有几十只羊的牧主理应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行动。如果每个牧主都是消极等待他人削减羊群的数量，等待他人拯救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唯一草原，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整个草原的毁灭，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受到最大的损害。

　　在中国过去的乡村，每年乡里的乡绅或大户都会主动出钱出粮组织乡邻整修道路。虽然道路是共同的，虽然道路不畅受到影响的不仅仅只是乡绅大户，但是大户们还是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出资、组织的责任。21世纪的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现代文明，可是今日“大户”国家的道德水准却远比不上过去的乡绅人家。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旋律是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低排放、低污染的生态文明之路。但是要使世界各国真正正视危机，付诸行动，摈弃传统发展模式，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吉登斯悖论”告诉我们，不管被告知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有多可怕，要真正重视这些威胁却总是很难，因为它在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似乎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似乎离现实还很遥远，因此袖手旁观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但致命的是，当人们在一切照旧的习惯下坐等它变得有形、直接和严重到让人不能不重视时，定然已经是覆水难收，为时已晚了。

　　时至今日，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甚至怀疑论者大有人在，但是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已成了各国的普遍共识。在德班，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提到，对中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这不仅是为了争得国际谈判的主动权，更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不致陷入不可持续的危机。今天，西方主要大国因金融危机陷入低迷，自顾不暇，对于高额的履约成本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意愿。此外，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巨大变化，老牌工业化国家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壮大和发展产生不信任、不习惯的复杂情绪，这都给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之路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科幻影片《2012》“赋予”了中国拯救世界的责任。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脱贫致富的压力巨大，对于“拯救世界”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如果中国能抓住气候变化契机，降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消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等，不仅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也将为全世界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要走利己也利他的新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榜样和表率，同时也会给主要工业化国家增加无形的减排压力。这或许是“21世纪的中国能为世界做什么？”的最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