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ting a Bold Course
文/丹尼斯·海斯
翻译/魏可钦 何钢
美国要带领世界进入无碳太阳能时代并非“亡羊补牢”，但却需要像二战时那样倾全国之力。
在美国当局否认气候变化数十年之后,当选总统奥巴马将在一个“碳中和”基础建设远落后于欧洲和日本的国家走马上任。美国曾作为世界可再生能源的领头羊，但现在它已经被那些率先过渡到低碳能源的国家所取代。
奥巴马宣称，他将促进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和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不幸的是，新总统必须应付布什留下的灾难性遗产——增加了一倍的国家债务。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显示美国负债累累，金融系统的崩溃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那些在过去30年来一直敦促彻底改革美国能源结构的人，极为了解反对者的力量，他们需要挑战石油、煤炭、电力和汽车业这些当前获利可观的行业。挑战这样强大的利益联盟需要“危机”（一次能源“珍珠港”）来动员公众支持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变革。现在机会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来临：一个需要数万亿美元投资才能避免崩溃的金融体系，一个倡导“改变”的新总统、民主党占主导的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对变革的强大要求。
避免长期深刻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最有效方式是大量进行绿色投资，使数百万失业人员重新投入工作。例如，奥巴马可以在5000万户人家每家投入 6000美元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他已经表达了对建设智能电网的兴趣——通过培训成千上万的人来缓解公共事业的窘境。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投资500亿美元解救底特律汽车行业，它应该要求这个“重病缠身”的行业进行重组，大幅提高燃油效率并对汽车工人和技师进行再培训，使他们能够了解新技术。
最重要的是，美国还需要一个致力于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全国动员，其规模须与二战时相匹敌，让美国释放出其科学创造力和工业力量来支持“战争”——美国需要卡特总统所说的“道义战争”。
重申错过的机会
美国今天的能源形势比卡特离任时更糟。自1981年以来，美国石油进口从每年16亿桶跃至37亿桶，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从47亿吨二氧化碳增至59亿吨。1979年，卡特宣布，在2000年之前，美国将至少有2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后来改名为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太阳能研究所处于这一努力的核心地位，带领着一个由来自国家实验室和重点大学的杰出科学家和分析师组成的团队，为满足甚或超过20%的目标起草技术和政策的蓝图。
里根总统上台的第一年中途就放弃了这一目标，并下令撤下了白宫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吉姆·爱德华兹担任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能源部长，他把太阳能研究所1.25亿美元的预算削减至仅2500万美元，并裁员一半。
继任的乔治·布什和克林顿，在廉价石油充足的情况下对能源政策摇摆不定，并没有促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把美国经济转向依靠可再生能源。而在过去8年中，美国总统在能源政策上是如此的错误百出，以至于以北极钻探开始和结束的能源政策一般都不被列入显著缺点之列。美国该何去何从？
启动太阳能革命
2008年7月17日，阿尔·戈尔发表了《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尾声。迄今为止，他讲话中最大胆的提议是：“美国应当承诺在十年内能实现从可再生能源和真正清洁的碳源中获取百分之百的电力。”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燃煤公用事业协会的发言人乔·卢卡斯嘲笑戈尔是“非主流”。没错，但正是那些主流思想给美国带来了现在的烂摊子。戈尔则是勇敢地继承了卡特“道义战争”的传统。
“道义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已经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全世界为避免气候变化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而做出的努力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气候灾难不可避免；而一旦美国动员起来，成功的几率将大大增加。此外，正如二战使美国走出大萧条，这场“道义战争”将为深受经济衰退困扰的美国注入新的活力。
美国调查管理顾问公司计算出，将太阳能税收津贴延长8年将为美国创造44万个长期就业机会。虽然太阳能减税是一个成熟的传统政策，但远未达到在2020年实现百分之百无碳电力的政策目标，即使这将创造无数新的就业机会。
私营产业开始积极行动。前石油大亨T·布恩·皮肯斯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场。通用电气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企业之一，并开始进入太阳能行业。应用材料公司正下订单以建设十亿瓦规模的光伏工厂。有500家工业企业参加了2008年10月召开的太阳能国际会议。
事实上，一个最有希望的征兆是，那些打破马贝尔和IBM垄断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基金把目光转向了埃克森·美孚和皮博迪。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当时纷争不断的石油公司掌控着大型太阳能，而商业技能有限的杰出科学家们掌握着小型太阳能；这一次，太阳能行业是由寻求接管能源业务的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掌管。随着150多个太阳能电池制造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其中许多是由高科技巨头支持的），石油工业再也无法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把它们悉数购买然后再关闭。
列入联邦优先计划
政府有帮助新兴工业取代得到充分发展的老工业的传统。一些可再生能源（例如光电化学）和存储设备（例如运用纳米技术的超级电容器）将从“微型曼哈顿计划”对研发的投入中大为受益。其他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准备通过大规模生产以降低价格，但他们需要确保一定的市场以得到必要的投资。下面有一系列的政策，结合碳燃料限额拍卖机制，将迎来一个太阳能的革命。
列为政府采购的目标。美国政府应大量购买光电器件安装在所有的联邦大楼、军事基地和布告栏，并将这些电力并网，通过迅速、可预见的方法扩大市场，不断降低价格。计算机芯片之所以从高价奢侈品变成便宜商品，是因为美国空军和美国宇航局大量购买它们，直到其价格下降到自由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政府大量采购太阳能光伏电池可能会使得这些设备无处不在。
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智能电网。许多“碳中和”可再生能源是间歇性或白昼性的，一个弹性智能电网能将实时数据全天候地提供给电网运营商并将彼此的仪表智能化。中碳能源来源和存储的最佳地点都分布广泛，需要用全国智能电网联结，而只有政府可以集合多州通道的权力和传输能力，从而使这样的电网变得可行。所需费用估计约为10年投资4000亿美元。每年投资400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在过去六个月，美国政府已在美国国际集团投入了1230亿美元，即使它无法提供国家智能电网将带来的这些好处。
认真对待汽车里程数。二战期间，底特律被勒令停止生产汽车而开始制造坦克。今天，底特律需要被责令停止生产“民用坦克”而开始生产汽车。制造商应该能够自由地使用任何技术，使他们的汽车到2020年百公里耗油为5.65升，到2030年百公里耗油应只有2.82升，当然，电力和外接充电式复合动力车仍然应该是被优先考虑的。如果美国政府向底特律提供500亿美元左右的资助，帮助它重振雄风并实现这些目标，它也应该给Telsa、Modec、Think、Aptera以及数十个其它有勇气和远见在电动和混合动力车上来挑战底特律的创新公司提供类似激励。如果因税收而扼杀这些改革的推动者，后果将是悲剧性的。
建造电气化铁路。美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高速电气化铁路的工业化大国，即使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无碳城际旅行的超高效模式。如果不如美国发达的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那美国当然也可以做到。
建立严格的国家建筑节能标准。建筑师和开发商自愿接受绿色建筑标准的速度之快，显示出对于建造绿色建筑的深层渴望。如果加强这一势头，鼓励创建高效节能的新一代“生命建筑”，到2025年，美国可以让所有新建筑达到“碳中和”。
发展绿领劳动力。扭转气候变化对于增加就业具有巨大潜力。安装和维护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电设施，建立和维护风力发电和地热工厂，建造和运营高速铁路系统和智能电网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美国政府需要增加大学项目（主要是在社区学院）来培训工人获得这些新的技能，特别要把重点放在那些在能源转型中失去工作的人（如煤矿工人）和城市中的穷人，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就业前景消失在全球化的经济中。
如何支付？
美国最初用以抵御经济衰退和增加就业的刺激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赤字，即使美国最坚决的赤字反对者在意识到政府可能需要再添加1万亿美元国家债务后，都会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必须立即开始。但是，如果从经济中撤出资金（如税收）转为支持可再生能源，这些刺激因素将无法发生作用。
然而，在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奥巴马可以利用一个巧合实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双赢”：这个厌恶税收的国家中最吸引人的潜在长期收入来源竟然是一项气候能源政策，即经济学家所谓的“上游限额和百分之百的拍卖”。限额拍卖将每年产生数千亿美元的效益，并把能源投资从碳密集燃料，如石油、煤炭、煤变油或气、沥青砂和油页岩等转移出去。气候战略是最有可能在不可逆转的损害产生前改变世界能源市场的措施。
拍卖和计量每一个碳单元
任何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计划，必须在二氧化碳进入美国经济的2000个地方（煤矿、油田、管道、港口等）确定排放的上限，而不是在烟囱和排气管口，亦即集中于排放量本身的努力往往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1）排放源太多，难以有效管理；（2）美国定期发生一次保守的、反监管的“圣战”，而气候政策需要一个数百年的承诺；（3）它无法测量，更不用说控制一种混杂着全世界亿万个来源（包括农场和森林）的无色无味气体；（4）具有创新精神的贸易商会找到无数种方法来和“源和汇”体系周旋。如果“信贷违约风险调换”和其它没有资金基础的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卷土重来，那么，人们或许会再次无视为复杂的国际排放量交易设计的新衍生工具的巨大风险。
全球“限额-交易”计划概念上非常简单，但是国际社会缺乏实时的知识，更不用说推动它生效和实施的权力。例如，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7%来自森林砍伐。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森林能以低于发电厂捕获二氧化碳成本的价格得到保护，因此发电厂运营商将可以通过购买森林来抵消其排放。但是森林是复杂多样的：千差万别的碳吸收率，甚至“受保护的”森林偶尔会遭受森林火灾，保护极地寒带森林实际上使地球更温暖，而不是更凉爽。即使在森林保护显然有利于气候的地方，如何保证一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能永久得到保护？
一个更好的方案当然是在碳燃料进入经济环节时实施碳许可证和使用其他手段来保护森林和农场。在“限额-交易”制度中，除非卖方持有它所包含碳含量的许可证，否则在美国出售任何一个单位的化石燃料都将是非法的。在碳许可证签发数量的设定上可以确定有多少煤、石油和天然气能进入经济，政府应建立一个绝对的、容易执行的排放量上限。通过每年减少许可证拍卖的数量，政府可以保证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预期目标：零燃料，零排放。而使用碳基燃料的公司将确切地知道，从现在开始5到10年内燃料的供应将减少多少，然后他们可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投资和制造工艺。
最为关键的是，所有碳许可证是被拍卖——而不是分发。在欧洲，排放许可证被分发给碳的大用户，以缓解他们向新贸易制度过渡的压力。这使最严重的污染者获取暴利，限制了那些已经在高效率的新工厂和可再生能源方面投资的公司，并可能导致欧洲不能实现其“京都”目标。与此相反，拍卖百分之百碳许可证将是公正和透明的，有利于那些自愿减少其碳使用而需要较少燃料的企业，消除顽固公司幕后的特殊利益诉求。
如果美国国会担心在这经济脆弱的时期对主要工业产生灾难性的破坏，可以第一年拍卖足够的许可证以减少前一年消费量的1%（所以许可证的价格将非常低），让系统启动。第二年减少2%的许可证，然后在经济稳定下来的随后几年里减少3%甚至更多。除了精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和加快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来创造绿色就业机会，而一个上游限额-拍卖系统每年将产生数千亿美元的收入。
由于拍卖会从经济中吸引资金，拍卖的运作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而且第一年的上限可能是相当松散的，它不会充当短期经济刺激剂。然而，在4到8年（当选总统奥巴马极感兴趣的时间范围），它将把明智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
在更长的时期里，拍卖收入可以用来建立“智能电网”，以协调电力间歇性和白昼性的来源；建设可以使用无碳燃料的高速电气化铁路；保证太阳能技术和其他“后碳经济”的新兴行业拥有广大的市场；以及大力投资促进研究。为了弥补拍卖带来的轻微衰退的情况，部分收入应当用于资助绿领就业培训项目和造福贫困群体的医疗改善或其他项目等。
因此，结论如下：美国有着显著的科学和工程优势，强大的财政实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创业文化，应当在世界进入碳中和时代的进程中表现出领导力。与其花纳税人的钱用于解救一群超额支付管理不善的投资银行、经纪公司、抵押贷款公司和保险公司，不如用其中一小部分迎来一个以太阳能为动力的时代。
丹尼斯·海斯，“查尔斯·格里利·艾博特奖”获得者，美国太阳能学会的研究员和董事会主席，布利特基金会主席和“国际地球日网络”名誉主席。卡特政府时期，海斯是联邦太阳能研究所（现称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主任。本文大量引用了海斯发表于在线杂志《耶鲁环境》6月刊的文章，本文刊登在《今日太阳能》（Solar Today） 2009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