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与全球环境：怎样同舟共济？

    问：今天发达国家大多都遵循“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中国也会如此吗？

    答：不，中国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不能先发展经济，后整治环境，这种模式的代价太高昂了。二百多年前，欧洲社会刚开始工业化时，冒烟的烟囱和黑臭的河流曾是进步和财富的象征。当时在科学上，人类还未弄清煤烟与人体健康间关系的全貌，而在法律上，也未制定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律、标准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只是把泰晤士河流两岸呛人的煤烟视为是对公众侵扰；此外，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工业革命后一百多年向自然界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直到二战以后，才陆续签署了国际环境公约。当公众环境意识越来越高涨，当国内和国际环境法律、标准等从无到有、日趋严格，在人类对污染与人体健康和未来发展的关系的认识日益科学的背景下，西方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并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完成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排放负荷大大减少。

    但是，对中国来说，却远没有那么幸运。当中国30年前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已不具备了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时丰富的环境容量，政治、法律背景和科学认知也大不相同。具体说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已比较全面，环境法律包括国际公约从无到有初步健全，但全球环境容量已消耗殆尽，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虽大，但生活水平低，脱贫和增加收入的需求强烈，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强度巨大，中国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此乃中国的后发劣势。总之，中国已不具备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条件，不得不去探索一条既要确保经济快速增长又要保持较低污染物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也许一些中国官员还认为，中国可以重复西方的模式，但我要说，中国惟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把环境保护列为未来5～20年间的重中之重。

     问：您认为发达国家呼吁中国保护环境是真诚、有益的行为还是伪善之举？

     答：我得说，两种成分都有。西方国家环保意识的增强也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现象。正是在发生了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之后，人们才有了环保意识。之后的几十年中，臭氧空洞的出现和酸雨的蔓延让人们对于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更加担忧。现在又加上气候变化问题，这确实让人们更关注环保。所以我理解欧洲人、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为什么要求中国认真对待环境问题。

    不过，发达国家的人们不该忘记，大气层中有80%的温室气体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两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对此他们要承担责任。今天，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高于中国。而且，欧美国家现在环境比以前改善了，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许多重工业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发达国家人们的首要责任不是要求中国为了环境保护而放慢发展速度，而是要减少自身的环境污染，尤其是通过节能和更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来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利用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质量。

    问：国家环保总局（现为环保部，下同）多次就空气和水污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发出警告。能否介绍一下环保总局最近的评价评估结果？

     答：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ＧＤＰ的比例为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

    问：中国如何才能避免重复其他国家在环境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答：环境保护是中国政府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根据这个精神，国家环保总局不断推出新的环保法规。

    比如，我们颁布了专门的环境政策，将一个地方环境状况的好坏作为地方官员业绩考核的一部分。如果环境评估不及格，将会影响他们的进一步发展，甚至要追究领导责任。

    新的规定之一就是区域限批。环保总局通过“区域限批”政策来惩罚严重违反环境法律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即停止审批其境内或所属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新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

    在另一部环境规章中，环保总局和商务部对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公司保留吊销出口许可的权利。环保总局和中央银行发出通知，宣布将推出污染黑名单，如果哪家公司榜上有名，将会影响其股票价格。接下来，商业银行可能不会再给这家公司贷款。最后，公司可能不得不从沪市或深市退市。一些公司已经发现自己拿不到授信了。这一措施有望让其他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对环保问题三思而后行。

    2008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又发布了绿色证券政策，近日环保总局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对从事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以及跨省经营的“双高”行业（13类重污染行业）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或再融资的，必须根据环保总局的规定进行环保核查。同时环保总局还将与证监会建立上市公司环境监管的协调与信息通报机制，拓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途径。环保总局将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定期向证监会通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以及未按规定披露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相关信息也会向公众公布。环保总局还将选择“双高”产业板块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发布上市公司年度环境绩效指数及排名情况，以便广大股民对上市公司的环境表现进行有效的甄别监督。

    问：尽管传统燃煤发电存在环境方面的缺陷，尽管中国政府颁布法规鼓励使用核电和可再生能源，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燃煤电站还在迅速增多？

    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耗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从脱贫的角度看，使中国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民众能用上电，是道义上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点低，若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就需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建设新的发电厂，增加电力供应则是实现前述目标的前提。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对改善环境质量，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为此鼓励和支持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优先领域，2007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投资、税收、上网和价格政策，2007年中国成为全球风电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新增发电总量的比例来看，燃煤发电厂则依然占据主流。在中国电力消费保持较高速度的背景下，这种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招致了西方国家媒体的批评。似乎中国政府在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是只说不做。事实上，这种指责是片面的。首先，中国电力增长主要是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当自己的电力消费是别人的十几倍却指责别人增加电力消费，这是不道德的。其次，全球现有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能力有限，比如，风电设备目前供不应求，因此增加生产规模，提高产量将有助于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问：中国是否有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感？

    答：1970年代以前，中国人一直将环境污染看成是西方国家的事情。我们曾经认为，污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家唯利是图，只要能挣钱，就不会在乎牺牲环境。与此相反，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牺牲环境，损害公众健康来换取经济发展。

    后来，我们才认识到，污染并不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模式的独有产物，而是工业化本身的产物。现在，我们突然醒悟：中国的环境状况已经非常严峻，若不采取措施还将不断恶化。

    所以，同以前处于中国今天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人们相比，现在中国人的环境意识肯定要更高，寻求解决方案的紧迫感也更强，我们已经看到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在环境和资源方面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问：贵中心在增强中国的环保意识方面有何作为呢？

    答：我们中心成立于1996年，按西方的标准，是一个从事环境宣传、教育和促进公共意识提高的非营利组织，在2003年以前，我们的经费预算主要来自外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公益捐助。随着中国政府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的增强，这几年政府加大了资金支持的力度。我们的任务之一是为环保人才的培养提供技术支持，比如每年培训300名左右的地方城市环保局局长。2007年，政府资金占我们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我们为师生提供环保教育和培训。

    我们推出的“绿色学校”计划现在已经涵盖3.6万所学校，有4000万名以上的中小学生受益。与此类似，我们还开展“绿色社区”计划，现在已有3000个社区踊跃参与。

    针对地方领导，我们推出了量身订做的培训和教育项目。例如，我们去年为3000名来自内蒙古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