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Explain Life Satisfaction at the Country Level

文/ Amanda W. Vemuri Robert Costanza

Amanda W. Vemuri：美国ICF咨询公司，Robert Costanza博士：美国佛蒙特大学冈特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 。

概述

     人们应该如何评估国家和个人的福利，即“幸福水平”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国家甚至国际发展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政策都清楚地将“变得更好”作为目标。勿庸置疑，如何衡量“更好”就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已有的几种衡量方法包括：（1）传统的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2）联合国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它在GDP的基础上结合了教育和健康指标；（3）广义的经济福利指标：将GDP根据财富分配，以及自然、社会和人类三种资本进行调整，例如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来自于Daly and Cobb, 1989），和近期出现的真实增长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来自于Anielski and Rowe, 1999）；（4）以一系列指标为基础的衡量方法，如包含了超过87个分指标的人类福利指数（HWI- Human Welfare Index），和包含HWI与环境福利指数的福利指数（Well-Being Index）；（5）主观幸福感（SWB: Subjective Well-being）的测量，通常由对个人进行访谈而得，让受访者评价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幸福感和满足感。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理性分析和感性估计。在六七十年代，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明显无法反映个人或国家的发展状况，其他已有的社会指标也不能描绘个人和国家的真实福利水平。这时，很多研究开始关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个人对幸福感主观评价的差异如此之大。同时，研究者也开始调查国家福利水平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的目标

     本研究将以国家为单位的主观幸福感与对于建筑资本，人类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客观描述相结合，试图解释国家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这将有助于客观地测量国家层次的幸福水平，从而用得到的回归模型预测那些没有进行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国家和年份。在这个研究中，主观幸福感被简化为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测量，或者对个体主观满意程度的理性描述。

背景

     解释幸福水平的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不过主要的研究活动则集中在最近几年。2003年，Easterlin归纳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两个主流理论。心理学的主导理论被称为“定点理论”，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由遗传和个性决定的“幸福定点”。也就是说，虽然人会由于各种状况暂时偏离幸福定点，最终总会回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幸福水平。在国际范围内，“幸福定点”理论意味着各个国家之间的主观幸福感不应该受到收入、健康、教育、环境友好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主要取决于人群的基因。

     经济学中的主导理论可以简化为是“越多越好”，意味着各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应该和其收入水平相关。Easterlin认为，上述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理论都与目前积累的幸福感数据不相符。他认为，两个因素导致了“幸福定点”和“越多越好”理论的失败：其一被称为“享乐主义适应”，认为人们有动力去适应变化的环境；其二是社会比较，认为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对身边其他人的比较而非绝对的标准。Easterlin展示出幸福感和健康、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有很好的相关性，但是与收入关联甚微。这一点可以从显示对生活满意程度与GDP的关系的图1中体现出来——随着GDP的增加，其对满意度的贡献越来越少。

    
实际生活满意度和模型预测生活满意度
     （纵轴）实际生活满意度
     （横轴）模型预测生活满意度
     （图中的国家名从左到右）尼日利亚 孟加拉国 印度 加纳 中国 菲律宾

     Easterlin总结道：“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常常假定更多的收入，更舒适的生活和更多的商品会让他们更加幸福，而不能认识到“享乐主义适应”和“社会比较”会使内心的渴望与野心同时扩大，他们并不会觉得比以前更幸福。结果是，很多人为了挣钱在工作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牺牲了家庭生活和健康。虽然目标和理想的实现对提高幸福感会有长久的贡献，但是目标往往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水涨船高而难以实现。因此，将一部分工作时间用来关注家庭和健康，在普遍意义上，能够提高个人的幸福感。

理论框架

     我们的研究以生态经济学的扩展模型为基础。这个模型的核心是四种资本理论——认为自然资本、人类资本、社会资本和建筑资本这四种资本之间只有有限的替代性。理论假设四种资本的平衡对满足人类需要和增加幸福感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中，我们将使用国家层次上关于四种资本的数据来检验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

数据与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关注四种资本对国家平均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我们对每种资本选用一个指标进行衡量，使用生活满意度来代表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数据

     生活满意度的数据来自于1990与1995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90年，41个国家参与了生活满意度的调查。42个国家参与了95年的调查。其中，26个国家参加了两次调查，有90与95年的数据，在此取平均值。国家水平的生活满意度是所有调查样本的平均值。世界价值观调查获得了调查国家的内部资助，使用其国家随机样本、分层随机样本或者定额取样的方法。所有的调查都以本国语言通过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受访者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受访者对问题“考虑各方面因素，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给出1分（很不满意）到10分（非常满意）的回答。

人类和建筑资本数据

     我们用1995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表示人类和建筑资本。HDI测量在人类发展方面的成绩，由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生活指数组成。寿命指数以期望寿命为基础。成年人的识字率和综合就学比例构成了教育指数。生活指数则由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调整后人均收入水平而来。指标的数值经过归一化，在0与1之间。HDI是这三个指标的平均值。

     我们之所以将人类资本和建筑资本一起考虑，是因为所有可能用来衡量人类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变量都高度相关。我们试过以下这些变量的所有组合：综合就学比例、期望寿命、成年人识字率、女性成年人识字率、真实GDP以及调整的人均GDP。它们能够构成的所有组合都高度相关。实际上，有一些回归模型是将人类资本与建筑资本分开计算的，但是它们也都不可避免的面对变量高度相关的问题。例如，在一个这样的回归中，综合教育指数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影响，其实这只是因为它与GDP之间有相关关系。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将人类资本与建筑资本一起考虑，本研究中没有其他的关于人类资本或者建筑资本的单独数据。

自然资本数据

     自然资本是指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由土地分类数据和单位土地类型所具有的价值得出（来自于Costanza于1997年发表的文章）。在2002年的研究中，Sutton和Costanza估算了每个国家各种土地使用类型的面积，乘以单位土地价值得到了每个国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利用他们的研究数据，我们计算出了各国每平方公里的生态系统价值。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各国每平方公里生态系统价值的自然对数，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

社会资本数据

     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社会资本指标是Freedom House公布的1995年度的媒体自由指数。他们通过法律、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实际出现的媒体反抗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媒体自由程度。用0—15分来分别描述法律和行政力量对新闻内容的影响，政治影响或者对媒体的控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分数越低自由度越高。而媒体对各种外力的反抗由0—5来评估。这里媒体包括广播媒体和印刷媒体。Freedom House对每个国家的总分之上加上1—5分来反映媒体反抗的频繁性和严重程度。我们将评分转换为百分制，并使其和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匹配，使高分代表着较高的媒体自由度，就像高分代表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一样。

初步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了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人类/建筑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社会资本也与自然资本和人类/建筑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媒体自由度与HDI（表示人类和建筑资本）以及每公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自然对数形式（表示自然资本）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种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显然会为回归模型的计算带来一些问题。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HDI与媒体自由度的相关性尤其严重。控制HDI不变，媒体自由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就降到了0.2703，而且几乎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同样，当控制媒体自由度不变，HDI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就降到了0.1779，且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包含媒体自由度变量的时候，其在模型中是不显著的，而HDI是显著的。考虑到HDI比媒体自由度更加重要，我们决定将媒体自由度变量从回归分析中去除。去除媒体自由度变量主要是由于它并没有为分析带来全新的角度，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