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the Power of Him Fighting on nvironmental Damage for all his Life?

——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Mr. Maurice Strong）

     文/ 贾峰

     引言：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在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影响和卓越贡献无人能左，他不仅组织了联合国历史上首次环境会议，即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启动了全球环保的航船，而且还筹备召开了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地球峰会，引领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他曾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执行主任，十七次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参与发起和创建了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等一批国际著名环保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环境事件几乎都有斯特朗先生的身影。

     从1972年起，斯特朗先生与中国环保结缘，近年来更是对中国的环保情有独钟，甚至以北京作为主要的居住地，近距离地观察、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他为何在如此高龄还热心于环保事业，是什么原因能推动他几十年来对环境事业孜孜不倦？他对中国及世界的环境走势又如何看待？带着这些问题，我敲开了斯特朗先生北京寓所的大门。

贾峰：当1969年联合国应瑞典政府的建议决定召开第一次全球环境会议时，曾为寻找大会的组织者煞费苦心，最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委任您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并负责会议的筹备。在此，您可否谈谈联合国为什么选择您来担当这一重任？

     斯特朗：事实上，我也不十分清楚。一方面我很幸运；另外一方面，或许是由于我对这个问题关注已久，同时怀有巨大的热忱来进一步推动。当时，我是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领导人，而且我和发展中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那时，发展中国家对环境问题尚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对于这次会议颇为关注，认为会议有可能会牵扯其注意力而影响到他们的主要利益——改善贫困状态和加强发展。鉴于这些，许多发展中国家起初并不支持这次会议的召开。我本人始终热衷于环境事务，同时在推进这一问题的进展中十分活跃，或许这些给联合国秘书长留下了印象。被任命时，我又惊又喜；我个人完全没有料到能够得到任命，也并没有参与竞职。但是当我得到这个机会时，我确实十分欣喜，并且由衷地感激。这一切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贾峰：是什么原因促使联合国要召开一次国际环境会议？

     斯特朗：这次大会首先是由瑞典政府，通过瑞典驻联合国大使（Sverker Astrom）提议召开的。我记得当时大使助理（Ambassador Lars-Gran Engfeldt）与我一起对此磋商。然而，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区域性或者单个国家的问题，而不是全球性问题。因此，当瑞典倡议联合国召开国际性的环境会议时，许多国家都表示反对。事情的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各国间都有争议。

     瑞典大使依然健在，是他推动了这次活动，向联合国秘书长举荐我来组织这次会议。瑞典不仅在当时作为领军者，在此后的环保行动中也一贯充当着先锋，始终给予极大的支持与合作。而大使助理Ambassador Lars-Gran Engfeldt那时还是个青年，后来成为瑞典的环境大使，他本人一生致力于环保，也是我的至交。

贾峰：为什么瑞典会成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而不是其他工业化国家？

     斯特朗：瑞典一直是一个不断进取的国家，总是对未来有所远见。但瑞典自身也存在某些环境问题，尽管问题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重，但是他们能够认识到环境问题并不是区域性的问题。瑞典人意识到污染是没有国界限制的，一个国家的污染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随后在这一点上与瑞典达成了共识。尽管并不是最早发起国，但美国和加拿大都大力支持瑞典关于召开国际环境会议的提议。但是还有许多国家对此并无兴趣。

贾峰：您对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有何评价？

     斯特朗：这次会议的特殊地位还在于，它是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应有席位（准确说是重返联合国－采访者注）之后所参与的第一次联合国国际会议。我从此与中国建立了特殊的友情。在与会的中国代表团里，我与一位叫曲格平的年轻人相识。中国代表团对这次会议表现出巨大关注，但是由于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于是我每天早上与中国代表团会面，这也是我与中国在环境方面合作的开端。尽管我在这之前就对中国十分感兴趣，我们之间真正的合作却开始于斯德哥尔摩，而且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还在中国安了家，并不断向我的朋友曲格平学习。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

贾峰： 今天我们在阅读会议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时会发现其中有些语句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比如“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以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您看来，会议对中国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斯特朗：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斯德哥尔摩的影响。比如，那时候中国认为人口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口不作任何限制。但是中国后来观点发生转变，并且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此可见，中国在斯德哥尔摩会议时的立场与后来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斯德哥尔摩会议对中国有所影响。

     中国代表们尽力合作，他们不希望这次会议失败，可是从北京接受指示有一定的困难。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告知我由于时差和通讯困难等没能得到北京的指示。他们对在大会表决时采取什么立场非常担忧，我们于是找到了一个办法，让中国既不投票又不致弃权，同时又留在会场表示知晓会议的进程。由于中国的通力合作，《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最后是由与会全体代表共同签署的。

     所以说，中国对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同时，这次会议对于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会后，周恩来决定建立环保机构，并指派曲格平起草环保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国家环境保护局，还有再后来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这一切都开始于斯德哥尔摩会议，也是我与中国在环保事业中良好的长期合作的开始。

贾峰：那么这次会议想要传达的主旨是什么呢？

     斯特朗：我记得那次大会被确切称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环境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要探讨的是环境对人类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双向影响。环境问题是由人类的不良习惯导致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人类在造成和治理环境问题的两个环节里都处于核心地位。那次会议目的还要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发展有时会与环境产生矛盾。发展中国家首要考虑的是发展，要消除贫困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对于环境的重视有可能与他们的发展相抵触。会议的主旨就是要达到环境与发展二者的结合。

     我个人认为，环境与发展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通过发展我们改造环境，环境本身又对发展产生作用。因此，这两者应该相互结合。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作相反的两极，而是要兼顾环境与发展；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全球环境合作，同时还不伤害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因为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发达国家不可能单独解决环境问题。目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我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所做的，就是尽力说服发达国家更多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让后者在发展过程中不损害自身所处环境及全球环境。

贾峰：在那个时代要召开一个大型的国际环境会议一定碰到不少难题，您在协调和组织这次会议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斯特朗：其中的一大难题来自冷战。当时东德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前苏联抵制这次会议，坚持东德必须出席会议。我个人答应了，但是我在政界并无影响力。于是，我又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争取，同意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出席会议。尽管前苏联表示不出席会议，我仍然把各种有关会议的信息传达给他们，因为我相信他们最终会加入的。后来的结果的确如此。

     另外的难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联合抵制这次会议，认为会议带有一定风险。我去拜访了当时印度的总理英迪拉·甘地。起初外交部不许我见她，但通过朋友关系，我最终还是见到了她。我说服了她同意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同时得到她的允许对外宣布这个消息。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颇有影响力，因此，当我宣布印度总理要赴斯德哥尔摩出席会议，并且中国也要出席时，事情出现了突破。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相信这次会议是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

     这些问题的出现让人很难预测会议的结果如何。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结果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它至少将环境问题划入了全世界的版图。环境问题不再是区域性或单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会议还提议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处理全球环境事务。

贾峰：是什么原因促使联合国在人类环境会议后要召开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环境大会？

     斯特朗：斯德哥尔摩会议取得了一定成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