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中，尼日利亚的维权运动成员试图关闭尼日尔三角洲的油站；厄瓜多尔的环保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抗议建设横穿亚马逊森林的输油管道，当地居住着盖丘亚族人（Quichua）、舒尔人（Shuar）和阿丘雅人（Achuar）；在联合国召开气候大会期间，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农民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要求谈判代表们解决粮食主权问题。

　　在全世界希望推动政府和公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众多基层倡议中，这只是其中的三个。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群体都强调人权应当包括人们享有清洁环境和使用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力。尽管具体的工作方向有所不同，许多人仍然倡议让被边际化的社区参与到联合国的气候谈判程序中来，对于刚刚兴起的全球气候正义运动来说，他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自不同地区的复杂基层倡议网络。他们要求人们注意气候变化本身的不公平性，以及在解决这个全球紧迫性问题时考虑人权情况的必要性。

　　这些基层群体大多都是自发组织的，致力于采取实际行动和发出倡议，而不是开展调查工作，并且一般形容自己是处于“经济边缘地位”、“贫困的”或“贫穷的”。许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气候敏感领域才能生存，如农业、林业和渔业，其他一些则是想要在不断发展的绿色经济中寻求替代性就业机会的组织成员或关心未来的年轻人。

　　在地方层次的气候正义抗争与国际层次的工作是相关联的，他们的共识是：全球气候变化除了会加快环境退化和物种损失外，还会危害到人权和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贫困人口所面临的风险和弱点，给已经过度紧张的应对机制增添了更进一步的压力。”

　　许多国际联盟的成员，如原住民环境网、世界雨林运动、国际石油观察组织和国际地球之友组织等都加入到了制定气候正义运动初始指导方针的行动中，并为正式会议组织平行活动，如各种文化活动和民众动员。峰会的行动宣言称：“我们确定气候变化就是问题所在，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要跨越州界和国界建立联盟，抵制会引发气候变化的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外，个别的国际联盟还就其所关心的具体问题做出了声明。各个原住民群体共同编写了首次气候变化原住民国际论坛宣言，号召建立适应基金，为原住民群体提供资助，并让原住民参与到UNFCCC程序所有层次的决策制定中。世界雨林运动提出了Mount Tamalpais 宣言，要求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不要把植树作为《京都议定书》所确定清洁发展机制内的“碳汇”。宣言声称，“通过资助植树‘吸收’二氧化碳而许可燃烧化石燃料会使生态与社会不公平性变得更加糟糕”。作为一种备选策略，宣言建议由地方社区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管理。

　　从诞生伊始，全球气候正义运动就以发动全世界普通民众群体广泛参与为己任，它把保护气候的目标结合到了自身的策略日程中。2007年12月，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召开期间，不同的社会活动团体组织了游行、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教育边会等平行活动。亚太青年领袖气候论坛召集了来自14个国家的35名青年领袖，制订了一份区域气候行动规划，这份规划后来被呈交给正式会议。

　　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涌到街上，他们举着鲜明的旗帜，要求把小型可持续农业作为工业化农业的替代选择。他们呼吁说“可持续农业会给地球降温”。“国际石油观察”的激进分子们要求重新调整化石燃料方面的融资，将资金转移用于减排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上。与会的的众多团体最终决定立即成立气候正义联盟，要求工业化国家进行大量减排、增加融资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项目提供支持，并支持推动社区控制能源、森林和水的权力基础保护项目。

　　当然，对气候正义运动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会参与到气候公约以外的活动中，在正式磋商中不具有投票权，并且经常借国际会议的机会通过建立关系网络和联盟来加强自身的工作日程。这些活动所采用的至关重要的一些原则如气候公平、广泛参与和人权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根本没有提到人权问题。

　　然而，这些重要原则开始出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一些分支机构和一些政府间组织的活动中。许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如行动救援、基督教援助、国际乐施会和福音联盟基金会等都在公平和人权基础上开展了气候运动，通常能在话语权不足的社区与官方政策制定者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项目工作中正越来越多地注重边缘群体的考虑，如原住民。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必须对原住民社区要求在未来开发策略中结合其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与愿望的情况加以考虑，以便充分解决其面临的挑战、尊重其权力和文化，并保护他们的生存和福利”。2008年中期，世界银行制订了一项有关人权和气候变化的项目，重点放在开发能够加强气候变化复原的政策与程序上，并通过采用以权力为基础的方法来降低风险。

　　气候正义运动与各种非政府组织进行了紧密合作，非政府组织再把运动原则整合到其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提案中。例如，福音联盟基金会提交了一份灾难风险降低提议，重点关注适应规划情况下的社区参与；全球森林联盟也提出了一份提议，内容是为了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森林采伐造成的排放而让原住民参与政策制定程序的必要性；气候变化行动网也提出了提议，要求政府开展有效支持最弱势群体适应气候变化的合作性对话。如今，虽然边缘社区成员们现在还不能参与到正式的国际气候协商中，但是他们通过影响与谈判代表们紧密合作的非政府组织而成功地表达了自身观点。

（本文摘自世界观察研究所出版的2009年《世界报告：进入一个“暖化”的世界》“气候相关”一章。 Ambika Chawla是2009年《世界报告》的编撰人员以及该年的项目协调员。）